家门－甘肃金山集团

早班的汽笛声划破了山村的宁静，揪人心肺地催促着出门上路的人们。

记得，出门的时候还是母亲送我，颤微微地倚在门口双手拄着推耙支撑着瘦弱的身子，眼泪婆娑地哽咽着没有说出话来，我没敢回头，不敢正视母亲满布血丝充满期盼的眼睛和稀疏白发下笼着的饱经沧桑的憔容，我强作硬朗地告了别，事实上很想跪在母亲膝下，大喊：“对不起，我的娘亲，您为儿费心了！”但我没有，也不敢，怕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噙着泪强忍住了，拎起了包满兜着母亲的期望和祝福，机械地挪动着脚步，跨过了那道叫我不敢回首顾盼的家门，不曾想这便是我与母亲的永别。

大门的修造似乎是家道兴盛与衰落的标志，也似乎是殷实与穷迫的象征特别是农户人家。

家里所谓的大门，本是石杵层层筑过的厚实土墙上掏了个容得人出入的半椭圆形大洞，洞两侧装上厚墩的粗制门框，几块薄薄的山白杨板子简单地拼起来装上便是所谓的大门了。原本石杵层筑的土打厚墙经历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和鸡刨狗扒，显然单薄低矮了，墙顶凸起的半圆墙帽逐渐塌平，合口处已有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豁口，墙壁的椽痕被无情的岁月逐渐磨平了，只有背阴处夏日里墨绿色的苔藓秋后又变成了黑褐，一年四季轮换着颜色，迎送寒来暑往。家里的大门是普通农户人家做工粗糙的始终没有漆过油的极普通的老式木门，既不高大，也不宽阔，薄薄的山白杨门板历经沧桑已风烛残年，板缝愈来愈宽，铆钉也松松落落，门板已变得灰白，每到夏秋便有马黄蜂嗡嗡嗡地此处盘旋而蚕食腐质。久之，门板更显得单薄了，事实上跟柴扉没什么两样，既不结实，又不足以防盗，比起城市人家装着猫眼随时监控的防盗门来逊色多了，之所以我提及它，是因为它是家跟外界分界的栅栏，也是外面跟家维系的通道。门里是流浪儿避风的温馨港湾，门外是白发娘牵挂的流浪儿，每每出门或回归都由此出进，回归时的喜悦，出门时的惆怅，由此而生，由此而发。

日子在叹息声中过得很快，母亲已去世四周年了。

山村多秋雾，雾气缠绕着家园，一切朦朦胧胧的。

二十年前一个冷风凄凄地秋晨，阴沉的天空低荡着层云，周围的空气湿漉漉的似乎揽一把就能捏得出水来，一阵阵冷瑟的风儿吹过，橘黄的白杨树叶盘旋着，悠悠落下掉在泥泞的河道里……

“十年寒窗一场梦，半边瑟瑟半边红。”高考的失利，使本不宽裕的家更显得宭迫与无望，为了生计我不得不随着同村的比我小两岁且有好几年外出经验的社娃去出门，我深知这一离开将意味着什么。

出门的前夜，母亲为我准备好了行李和干粮。一只缀了十几个补丁的塑料编织袋，兜着母亲装给我的干粮和祝福，混杂着几件换洗的衣物和几本不愿舍弃的书札，第一次跨出了那道做梦都想跨越的门槛。本想靠读书跨越此门，然命运常常与人作对，凡是你执意苛求的总是难以如愿。我很清楚这种方式的离开是形式的，事实上这将意味着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农民或民工。第一次发现，自己是那么眷恋家，直至今日，我忘不了母亲在秋风瑟瑟的日子里微微发抖的身影、罩满雾气的华发和泪光涟涟的浑浊的眼神。“出门了改改性子，干活的时候灵活些，不要伤了自己，过年的时候早些回来……”母亲不识字，不会说大家子话，更没有什么教子哲言，唯这普普通通的话沁儿心里，叫我难以忘怀，单是这：“暂走了，过年的时候早些回来”叫我觉得在母亲的心里自己永远是个孩子。

至今还记得，母亲站在门口看定了我说：“瘦了，这娃怎么竟瘦了呢？”这是第一次风尘仆仆回到家里时母亲说的第一句话，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离家在外的我，每每想起家，想起母亲，不是记起许多她关心我的事，却只记得母亲说过的那几句话：“暂去了，过年的时候能来吗，能早些来就早些来！”“怎么竟瘦了呢？”母亲是贫困山区农家老太太，过年是一家人团圆的机会和大事，不论怎么也该回来，也似乎儿女的胖瘦象征着在外边过的好坏。

因为从事建筑行业，年底的工程结算常常使我脱不得身，每每都是腊月二十七八步行三十里山路才能赶到家，且大多是掌灯时分了。故乡的山村宁静而苍凉，山洼洼里零零星星亮着昏黄的灯反证了1982年世界粮农组织定义这个地方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山窝窝里居然有人生活。我的家乡山大沟深，那时既没有电话，也难以通信，一份加急电报往往在事后一两月才能收到，不知母亲是如何算定了我回家的日子的，不论刮风下雪，母亲总会站在门口迎我，临进家门的时候总是母亲先问：“是老五回来了。”我不知道母亲怎么会准确地知道是我。

我不是一个容易感动的人。多少年只身在外，历练的面目沧桑自不待言，曾为春花秋月伤感的心变得刀枪不入了，且自感千疮百孔。

自第一次出门直至今日，几十年在外跌打滚爬，行千里路，吃万般苦，都挺了过来也不曾流过泪，单是母亲活着的时候倚在门口一次次的相送和迎接，叫我泣然，叫我难以忘怀。

母亲已成古人，她不会再来送我。

将自己置身在忘我的屏障里，任凭冬日的寒风撩乱我的长发，撕扯我的衣襟，任凭飞扬的尘土沁满我脸颊的皱纹，拎着包，沿着山路又出门去。

■文/哲农（金山建筑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