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云天生有一副富贵相，哪怕脸上露出一点儿蛛丝马迹，我很可能就会开始另一段人生。

第一次见马云，觉得此人很像猴，又瘦又小，动作幅度还大。那是1995年，我在报社做记者，报社领导都是从驻英国、法国的新闻机构回来的，对互联网无比热爱。

马云也是那一年来北京，没有头绪地乱闯。他做的“中国黄页”要在互联网上发布企业信息。就这样，马云闯进了我顶头上司的视线。我的上司一看是做互联网的，立马热情洋溢，利用他的身份和关系，带着马云去敲外宣办、统计局和信息中心的大门，但是都铩羽而归。于是，我的上司要我为马云写一篇报道，篇幅要大一些。

我写了一个整版，题目叫“点开黄页，走近马云”。后来有人写马云的传记时提到此事，给我打电话，问：“当年那个记者是你吗？”我说：“只是同名同姓。”不是谦虚，而是实在不好意思。

那时马云少不了去我上司家。他不好意思空手，就在肯德基买了一个汉堡，送给上司的女儿。采访马云的那顿饭也是我埋的单。当了10年记者，我极少请人，所以印象很深。马云告诉我，他辞去了大学英语教师的公职，投入了5万块钱，还把家里的家具也贡献出来办公。这样的执着，其实远比长相与财富的联系更紧密。这也是马云大富大贵后，我才看清的道理。再见马云是2000年后，在商务部的大楼内。当时他带着几个人从杭州来北京，为商务部做官网的改进。这时马云在业内已经积累了一些名气，但他还是那副打工者的艰辛模样，而我是吃喝不愁的记者，心中不免有些得意——幸亏当年没有跟他去做黄页。

后来，互联网泡沫破了，马云反倒火了。他在我们报纸上做起专栏，发表一些人生感悟。这是一种投入少、见效快的宣传方式，我才意识到，此人原来很精。后来，马云融到了资。

最后一次见马云是在清华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马云有了名气，我在会场的休息室里见到了马云，他邀请我去参加杭州的“西湖论剑”。我从来就缺少武侠情结，尽管“西湖论剑”谈的是IT界的事，但这样的名称让我不感兴趣。他用手勾着我的脖子，引人侧目，我也挺不自在的。这个动作让我相信马云将止步于此，发不了大财，因为他太没有富人之态。

现在，在想不起马云的时候，我还是相信面相的，相信人的富贵一定会挂相。但是一看到电视或报纸上的马云，我的这个信条就被推翻了。

                                   ■文/江勇 荐自 《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