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际，硬是坚持工作十九年完成巨作《资治通鉴》。南宋后的讲史艺人都以此书为工作底本，更发挥了其向民众普及的作用。
司马光如何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主要原因是以司马光为中心的团队的通力合作。司马光与主政者王安石政见有分歧，于是退居洛阳，专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让他史局自随，提供经费，配备助手。司马光挑了刘攽、范祖禹、刘恕三位，他们学问好，史有专攻，乐于协作，政见也接近，不然常起争执也不好。
三位助手都是饱学之士，愿意不计较自己的仕宦前程，给司马光打下手，当然是出于对司马光道德人品、学问识断的景仰和信任。而全书编纂得以顺利展开，更得益于司马光规划得当，掌控有方。
今存司马光《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就是具体指导范祖禹如何编纂唐史长编，把当时能找到的正史及其他与史实有关的记载，分年、月、日加以编排，使无遗漏。还有许多对细节的交代，比如一年几次改元，以何年号为准；但凡仅属文辞优雅的文章，书写自己心情的诗歌，或“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则一概不取，但如果其间“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诫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仍请保留。细节交代如此清楚，保证了团队工作的有序进行。
浩瀚大书，又遵循上述步骤操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据说留在洛阳的修书残稿就装满了两间屋子。更可贵的是，司马光始终坚持亲自定稿。他身边常常仅有一老仆听候差遣，夜里他让老仆先睡，自己看书直至夜半方睡下。五更初即起，点灯著述。夜夜如此。为防读书时睡着，他用一截圆形木头做枕头，称为警枕，若困倦睡下，枕头滚动，人即惊醒。宋元时不少人见过司马光修书的草稿，无一作草字，一丝不苟。
今人作科研，喜讲团队合作。以《资治通鉴》为例，倘无三位助手的倾力合作，没有团队核心司马光的亲自定稿、全力投入，这部伟大著作的完成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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